人物評價

    楊萬里（一一二七～一二○六）字廷秀，自號誠齋，吉水人，有“誠齋集”。南宋時所推重的“中興四大詩人”是尤袤、楊萬里、范成大和陸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；楊和陸的聲名尤其大，儼然等于唐詩里的李白和杜甫。不過，十個指頭也有長短，同時齊名的兩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。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總會分出個高低。宋代以后，楊萬里的讀者不但遠少于陸游的，而且比起范成大的來也數(shù)目上不如。在當時，楊萬里卻是詩歌轉變的主要樞紐，創(chuàng)辟了一種新鮮潑辣的寫法，襯得陸和范的風格都保守或者穩(wěn)健。因此嚴羽“滄浪詩話”的“詩體”節(jié)里只舉出“楊誠齋體”，沒說起“陸放翁體”或“范石湖體”。
　
    楊萬里的創(chuàng)作經(jīng)歷見于“江湖集”和“荊溪集”的自序。據(jù)他說，他最初學江西派，后來學王安石的絕句，又轉而學晚唐人的絕句，最后“忽若有悟”，誰也不學，“步后園，登古城，采擷杞菊，攀翻花竹，萬象畢來，獻余詩材”，從此作詩非常容易。同時人也贊嘆他的“活法”、他的“死蛇弄活”和“生擒活捉”的本領。這一段話可以分三方面來申說。
　
    第一、楊萬里和江西派。江西詩一成了宗派，李格非、葉夢得等人就討厭它“腐熟竊襲”、“死聲活氣”、“以艱深之詞文之”、“字字剽竊”。楊萬里的老師王庭珪也是反對江西派的，雖然他和葉夢得一樣，很喜歡黃庭堅。楊萬里對江西派的批評沒有明說，從他的創(chuàng)作看來，大概也是不很滿意那幾點，所以他不掉書袋，廢除古典，真能夠做到平易自然，接近口語。不過他對黃庭堅、陳師道始終佩服，雖說把受江西派影響的“少作千余”都燒掉了，江西派的習氣也始終不曾除根，有機會就要發(fā)作；他六十歲以后，不但為江西派的總集作序，還要增補呂本中的“宗派圖”，來個“江西續(xù)派”，而且認為江西派好比“南宗禪”，是詩里最高的境界。南宋人往往把他算在江西派里，并非無稽之談。我們進一步的追究，就發(fā)現(xiàn)楊萬里的詩跟黃庭堅的詩雖然一個是輕松明白，點綴些俗語常談，一個是引經(jīng)據(jù)典，博奧艱深，可是楊萬里在理論上并沒有跳出黃庭堅所謂“無字無來處”的圈套。請看他自己的話：“詩固有以俗為雅，然亦須經(jīng)前輩取熔，乃可因承爾，如李之‘耐可’、杜之‘遮莫’、唐人之‘里許’‘若個’之類是也?！斯涛纯弦锬柑飲D而坐之于平王之子、衛(wèi)侯之妻之列也。這恰好符合陳長方的記載：“每下一俗間言語，無一字無來處，此陳無己、黃魯直作詩法也”。換句話說，楊萬里對俗語常談還是很勢利的，并不平等看待、廣泛吸收；他只肯挑選牌子老、來頭大的口語，晉唐以來詩人文人用過的──至少是正史、小說、禪宗語錄記載著的──口語。他誠然不堆砌古典了，而他用的俗語都有出典，是白話里比較“古雅”的部分。讀者只看見他瀟灑自由，不知道他這樣謹嚴不馬虎，好比我們碰見一個老于世故的交際家，只覺得他豪爽好客，不知道他花錢待人都有分寸，一點兒不含糊。這就像唐僧寒山的詩，看上去很通俗，而他自己夸口說：“我詩合典雅”，后來的學者也發(fā)現(xiàn)他的詞句“涉獵廣博”。
　
    第二、楊萬里和晚唐詩。他說自己學江西派學膩了，就改學王安石的絕句，然后過渡到晚唐人的絕句。我們知道，黃庭堅是極瞧不起晚唐詩的：“學老杜詩，所謂‘刻鵠不成尚類鶩’也；學晚唐諸人詩所謂‘作法于涼，共敝猶貪，作法于貪，敝將若何！’”所以一個學江西體的詩人先得反對晚唐詩；不過，假如他學膩了江西體而要另找門路，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鐘擺運動的規(guī)律，趨向于晚唐詩人。楊萬里說：“詩非文比也……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、維雋之文，于是隱括其偉辭以為詩”。這透露了他轉變的理由，可以借劉克莊的話來做注腳：“古詩出于情性，今詩出于記聞博而已，自杜子美未免此病。于是張籍、王建輩稍束起書帙，劃去繁縟，趨于切近。世喜其簡便，競起效顰。遂為‘晚唐體’”。除掉李商隱、溫庭筠、皮日休、陸龜蒙等以外，晚唐詩人一般都少用古典，而絕句又是五七言詩里最不宜“繁縟”的體裁，就像溫、李、皮、陸等人的絕句也比他們的古體律體來得清空；在講究“用事”的王安石的詩里，絕句也比較明凈。楊萬里顯然想把空靈輕快的晚唐絕句作為醫(yī)救填飽塞滿的江西體的藥。前面講過徐俯想擺脫江西派而寫“平易自然”的詩，他就說：“荊公詩多學唐人，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”；另一個想脫離江西派的詩人韓駒也說：“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，然謂其非詩則不可；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，但可遠聽，其理略不可究”。可以想見他們都跟楊萬里打相同的主意，要翻黃庭堅定下的鐵案。從楊萬里起，宋詩就割分江西體和晚唐體兩派，這一點在評述“四靈”的時候還要細講。他不像“四靈”那樣又狹隘又呆板的學晚唐一兩個作家的詩：他欣賞的作家很多，有杜牧，有陸龜蒙，甚至有黃滔和李咸用，而且他也并不模仿他們，只是借他們的幫助，承他們的啟示，從江西派的窠臼里解脫出來。他的目的是作出活潑自然的詩，所以他后來只要發(fā)現(xiàn)誰有這種風格，他就喜歡，不管是晉代的陶潛或中唐的白居易或北宋的張耒。
　
    第三、楊萬里的活法?！盎罘ā笔墙髋蓞伪局刑岢鰜淼目谔?，意思是要詩人又不破壞規(guī)矩，又能夠變化不測，給讀者以圓轉而“不費力”的印象。楊萬里所謂“活法”當然也包含這種規(guī)律和自由的統(tǒng)一，但是還不僅如此。根據(jù)他的實踐以及“萬象畢來”、“生擒活捉”等話看來，可以說他努力要跟事物──主要是自然界──重新建立嫡親母子的骨肉關系，要恢復耳目觀感的天真狀態(tài)。古代作家言情寫景的好句或者古人處在人生各種境地的有名軼事，都可以變成后世詩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鏡，或者竟離間了他們和現(xiàn)實的親密關系，支配了他們觀察的角度，限止了他們感受的范圍，使他們的作品“刻板”、“落套”、“公式化”。他們仿佛掛上口罩去聞東西，戴了手套去摸東西。譬如賞月作詩，他們不寫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，倒給古代的名句佳話牢籠住了，不想到杜老的鄜州對月或者張生的西廂待月，就想到“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”或者“本是分明夜，翻成黯淡愁”。他們的心眼喪失了天真，跟事物接觸得不親切，也就不覺得它們新鮮，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寫來印證和拍合，不是“樂莫樂兮新相知”而祇是“他鄉(xiāng)遇故知”。六朝以來許多詩歌常使我們懷疑：作者真的領略到詩里所寫的情景呢？還是他記性好，想起了關于這個情景的成語古典呢？沈約“宋書”卷六十七說：“子建‘函京’之作，仲宣‘灞岸’之篇，子荊‘零雨’之章，正長‘朔風’之句，并直舉胸情，非傍詩史”。鍾嶸“詩品”也說過：“‘思君如流水’，既是即目；‘高臺多悲風’，亦唯所見；‘清晨登隴首’，羌無故實；‘明月照積雪’，詎出經(jīng)史？”楊萬里也悟到這個道理，不讓活潑潑的事物做死書的犧牲品，把多看了古書而在眼睛上長的那層膜刮掉，用敏捷靈巧的手法，描寫了形形色色從沒描寫過以及很難描寫的景象，因此姜夔稱贊他說：“處處山川怕見君”──怕落在他眼睛里，給他無微不至的刻劃在詩里。這一類的作品在楊萬里現(xiàn)存的詩里一開頭就很多，也正像江西體在他晚年的詩里還出現(xiàn)一樣；他把自己的創(chuàng)作講得來層次過于整齊劃一，跟實際有點兒參差不合。
　
    揚萬里的主要興趣是天然景物，關心國事的作品遠不及陸游的多而且好，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；相形之下，內容上見得瑣屑。他的詩多聰明、很省力、很有風趣，可是不能沁入心靈；他那種一揮而就的“即景”寫法也害他寫了許多草率的作品。
--錢鐘書<宋詩選注>